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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一郎三谷-三谷太一郎的著作《日本的“近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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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三谷太一郎採用的完全是白芝浩的框架,但他卻像前輩丸山真男一樣,更多挖掘的是「日本故事」。新渡戶稻造在甲午戰爭后寫出《武士道》,岡倉天心在日俄戰爭后寫出《茶之書》。這兩本書都是在美國用英文寫成的不朽著作。他們面臨著西方的文化壓力,試圖來「解釋日本」。他們分別創辦東京女子大學和東京藝術大學,既有西方的「心知」,又在重塑日本傳統。這也是近代日本的一個面相。

三谷太一郎這本書出版於2017年,今年就推出中譯本,顯示出中國出版界的眼光。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開始於十多年前的一場重病。那次他做了十幾個小時的手術,差一點死掉。作為日本的重量級學者(他曾獲日本文化勳章),他把這本書戲稱為「老年學問」。一個學者到了老年,就沒必要再為功利目的寫書了,這時候反而獲得一種思考的自由,可以擺脫學科的束縛。作為法學教授的他,在病床上讀夏目漱石的文集,獲得了靈感。

明治維新成為日本走向近代的一個標誌,結束了幕府統治的日本開始成為一個統一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當時的日本是被美國「黑船」強迫打開國門的,日本精英普遍相信,只有向歐洲學習,建立近代文明制度,才能避免亡國的危險。在制度設計上,天皇就被推到了整合權力的君主的位置。

日本近代化本身就是痛苦的理解日本近代化的四把鑰匙到東京沒多久,我就完成了沿着「皇居」的跑步。跑一圈是5公里。來這裏跑步的人很多,包括村上春樹也曾在這裏奔跑。不過跑的時候你能看到,每個人都在孤獨地奔跑。

三谷太一郎的著作《日本的「近代」是什麼》,把天皇制看作日本走向近代的四個要素之一。

《日本的「近代」是什麼》作者:[日]三谷太一郎譯者:曹永潔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時間:2019年6月定價:69元1916年,日本人吉野作造在一篇論文中講述了他在德國考察遇到的故事。據說德國皇帝因事駕臨漢堡,市長盛宴款待,在歡迎致辭時,稱皇帝為「我的同事」。吉野作造聽說后大為驚訝。在日本,這樣的場景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天皇不會隨便到一個地方去,這樣的「稱呼」更不可能。

  

這是日本近代體制上與歐洲和美國非常不同的地方,也為後來的局勢埋下了禍根。比如在「二戰」時,有些日本高級軍官明明親自下了屠殺令,卻能心安理得地從責任中解脫出來。審判戰犯的時候,美國人發現很多職位很高的將軍都「沒有主見」。他們反覆辯解,「自己只是貫徹天皇的指示精神」。看到那些戰犯竟然一臉無辜,軍事法庭的法官一度懷疑翻譯出了問題。

這是挺神奇的一幕,很多人圍着「皇居」默默奔跑。內側是安靜的「皇居」,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今年正好是令和元年,新天皇即位,但是在跑步的時候你感受不到一絲新的氣息。外側是現代化的都市,和「皇居」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兩個世界的中間,是充滿歷史感的護城河。

三谷太一郎幾乎完全沿用了白芝浩的分析框架,從四個要素來看日本的近代是如何形成的,分別是:政黨政治(討論的政治)、貿易(日本資本主義)、殖民(日本如何成為殖民帝國)以及天皇制。這四個要素相互影響,可以看成是理解日本近代化的四把鑰匙。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問題史的考察」,其實討論的就是這四個問題的演變以及在不同時期的表現。

天皇比幕府時代的將軍地位更高,卻也因此成為「半宗教性」的角色。包括伊藤博文在內的日本現代憲法的締造者,都期待天皇能夠扮演類似歐洲基督教的「宗教角色」,成為日本人的情感紐帶。天皇是絕對不可侵犯的,不負責具體事物,因此也就沒有「法律責任」。在天皇之下,再構建一個功能主義的、三權分立的現代政體。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作者對「近代」的定義,來自於19世紀後半葉英國新聞記者沃爾特·白芝浩。和馬克思同時代的白芝浩,從牛頓的物理學和達爾文為代表的生物學中獲得靈感,提出「政治的自然」的概念,在政治學中打開了「自然學」的新維度。白芝浩把當時的歐洲定義為「近代」,認為這是「基於討論的統治」。白芝浩的這一觀點對當時立志向歐洲學習的日本精英有很大的啟發。如何複製一個歐洲的模版,成為他們的課題。

文/張豐《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30期

日本的近代化,並不是完全照搬歐洲,事實上也照搬不了。這一歷史過程是漫長的轉型,它本身就是痛苦的,有不少日本思想家、改革家都在這個過程中遇刺。這一過程更給鄰國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讀三谷太一郎這本書,能夠明白這種痛苦的根源。

今日关键词:国博展出回归文物